鐘聖雄 / 專訪
我想，做這些不是因為我覺得需要關心社會議題，好像那是一個選項。而是我想回去以前那個，人可以好好生活的時代，現什麼為何不行了？
那是個天降寒雨的冬夜，幾名志工正提著手電筒走在東京都山谷地區街上，四處尋找需要熱食熬過寒夜的遊民。一名倒臥在路旁，瑟縮在外套裡的中年男子，在手電筒的強光照射下幽幽醒來，伸出顫抖的雙手接過眼前志工遞來的熱食。畫面上，他的眼神顯得有些怯懦，捧著熱食的雙手不停輕顫。 不曉得是覺得對志工不好意思，還是因為有攝影鏡頭拍攝的關係，這名男子似乎對自己平白接受援助感到無地自容。好不容易，他吃力地從冒著熱氣的雙唇間迸出一句話來，他說：「我今天白天有去找工作……」畫面上，他說話時的神情顯得有點不安。 上述的場景出自日本紀錄片《山谷
– 以牙還牙》，描述供給大東京地區底層勞力的山谷地區在蕭條時期的場景。導演陳芯宜說，這個教人難忘的真實情節讓她不停思考，「到底，為什麼現代人要被逼到這種程度？我們為什麼無法好好生活？是不是不努力工作的人，甚至連存活都要覺得羞恥？」
從寫實走上魔幻 從個人望向制度 導演陳芯宜，認識的人都管她叫阿飽，你很容易就可以在許多弱勢抗爭的場景中，發現她一臉心事重重的身影。2000年，阿飽以描述底層遊民生活的《我叫阿銘啦》出道，隔年拿下台北電影節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瑞士弗瑞堡影展評審團特別獎、天主教人道關懷獎等眾多肯定。 阿飽回憶道，一開始《阿銘》的劇情非常寫實，講的是一名角色受到工作傷害後變成遊民的過程，後來有朋友問她，「要這麼寫實的話，幹嘛不拍紀錄片呢？」才讓她加入更多魔幻寫實的元素，藉此討論更大的結構問題。
「我不把劇情從現實抽離的話，就沒辦法處理更大的核心問題。」阿飽說。事實上，後來不管是《流浪神狗人》或是《阿霞的掛鐘》，阿飽經常利用許多如真似幻的魔幻手法來鋪陳劇情，或藉此解開一些難解的結。對她來說，戲劇與真實並非相對，而是陳述更大結構問題的手法。 阿飽最關心的，其實是每一個不同的個體，何以會處於當前的狀態。對她來說，不管行惡或善或壓迫或殘喘，那都不是一種行為，而是一種狀態。而她，就是對種種狀態都抱著疑惑。
有次我和阿彬（指陳文彬）聊，我說《不能沒有你》很感人，但我會去想探討那些承辦公務人員為何會變成那樣，不是扁平的「好人/壞人」，而是更立體加入一些元素，去談人為何會變那樣。不然，每個人都會帶入，覺得自己是那個好人，不是壞人。
民主何以如是？人性何以如是？ 阿飽曾在《阿銘》導演的話中寫道：「體制不斷地自我膨脹，於是人們的面目逐漸模糊；視而不見，或是力爭「上游」，變成這個城市的人最好的逃避方法。經常走在快速道路上的台北人，難得瞥到橋底下的世界，於是拒絕承認那些活在橋下世界的人們的存在。」 初試啼聲的阿飽獲得了不少掌聲肯定，2008年《流浪神狗人》又進一步讓她獲得更多關注。然而，十多年過去，阿飽從沒有因此成為「上游」，也從未對弱勢議題視而不見；直到今天，她都還和橋下的人們走在一起。2012年，阿飽用《阿霞的掛鐘》關注都更爭議，近來也以《台北工廠》中的《豬》影射華光社區爭議。
「我從《阿銘》開始，在想為何一個人無法在社會中簡單活下去，得出一個想法，那就是我如果無法有效累積財富，以後一定也會變成遊民。」正因為心中抱持這這種終將一無所有的擔憂，阿飽說，所以她關心都更，以及更多更廣泛的土地（與資源）掠奪，拼了命地想理解為何這世界會變成今天的模樣。 「後來我發現，民主根本不存在，那只是一個掠奪的藉口。」阿飽透過這幾年的觀察，為現況做了一個暫時的結論。她認為民主只是資本主義的掩護，讓政府和財團可以掛勾，在搶劫的時候拿程序和民意出來當擋箭牌。 「我看新聞說，不丹要民主了……」阿飽停頓了一下，用一種彷彿有巨大隕石要撞上地球的神情，鎖著眉頭忽然談論起不丹的問題來。她說，這個最早使用國民幸福指數（GNH）取代國民生產毛額（GDP），作為衡量國內發展指標的國家，在宣布要採行民主制度之後，失業率和犯罪率，竟也跟著國外資本家進入的數量同時增加，更加深她對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質疑。
從不丹倏地將話題拉回台灣，阿飽認為，如果我們不去正視「人性」中黑色、灰色的部分，只想靠民主「制度」維持社會運作，那麼這樣的民主根本不可能有讓人民作主的可能性。癥結點，其實還是人性造成的階級；而階級在當代最顯而易見的運作方式，就是資本無窮盡的掠奪。 「這幾年企業連形象也不顧，變本加厲去掠奪。以前還沒有民主的時候，土匪都還講道義，現在都沒了。」言談中，阿飽對於民主制度有很深的失落，她認為，人類社會追根究底還是靠人性（或善或惡）運作，不去面對那些很曖昧，無法清楚言說的部分，公平正義是不可能成真的幻影。
2002年3月28日，士林王家因文林苑都更案遭強拆那天，阿飽人就在王家的一樓客廳中。她說，如果自己不在現場，她就不會明白警察在搶走所有相機後，在沒有媒體在場時會如何攻擊抗爭者。隔年3月27日，法務部執行華光社區強拆，阿飽選擇將繩子套在自己脖子上，和聲援者手勾手試圖抵抗強拆。與其站在一旁觀察，阿飽更側重身體感受。
身體 / 感受 / 思想 / 視野 身為一名導演、藝術家，或者姑且定義為說故事的人吧，面對並呈現人性、生命狀態就是他們的使命。然而這些素材不可能憑空而來，許多細微感受也很難透過次級資料理解。對阿飽來說，「現場」一直是個很重要的理解管道。 正如近年來許多會出現在抗爭現場的導演一樣，阿飽在很多年前就一直在關注弱勢議題，也會低調地參與不少抗爭行動。她強調，參與不代表認同抗爭的一切訴求，而且自己並不是個聰明的人，對於知識和思想的吸收過程，非常倚賴現場感受，藉由身體刺激想法前進，視野才會慢慢開展。
2002年3月28日，士林王家因文林苑都更案遭強拆那天，阿飽人就在王家的一樓客廳中。她說，如果自己不在現場，她就不會明白警察在搶走所有相機後，在沒有媒體在場時會如何攻擊抗爭者。隔年3月27日，法務部執行華光社區強拆，阿飽選擇將繩子套在自己脖子上，和聲援者手勾手試圖抵抗強拆。與其站在一旁觀察，阿飽更側重身體感受。 「身體會刺激大腦，很多東西感受就會不同，之後視野才會改變」，她說。我問她在感受多年之後，是否會有台灣社會「倒退」的感覺，結果阿飽還是抱著一臉疑惑的表情回答，「不太確定是否應該用『倒退』這個說法，因為那代表好像有『進步』這個概念，我很存疑…但我只能說，這個環境越來越不利於人。」
問題不在藝術，在市場 許多人對於電影的想法仍停留在娛樂層次，所以我們在台灣經常聽到「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之類的說法。別說政治，有時就連劇情中涉及爭議社會議題，都會有觀眾感到不耐。然而這些疑惑對阿飽來說，反而都像是無理的批評，因為根本做不到。 「男女情愛其實也有政治，例如人物背景和當下的社會有關，人和人的權力關係也是，這些都是政治。」她認為，有人就有政治，勢必和環境、社會有關，電影不可能不去處理這些問題，所謂的「沒辦法」反而是因人而異的結果。 「多數偶像劇會隨著主流價值觀去走，但還是有人會去挑戰…站在市場投資面來說，假如某部片可以包裝得很商業，那其實你要談什麼議題就不太會受限。」「弔詭地是，有人覺得社會議題很容易在短片比賽中被評審相中，加入社會議題反而有優勢，而且它相對不用面對金主。」
換句話說，其實問題根本不在藝術、娛樂該不該處理嚴肅的政治、社會議題，關鍵一直都是「市場」，這就像民主與資本主義的關連一樣，核心始終是利益。阿飽說，其實每個導演對包裝的心態都不同，但即便是面對市場，只要特定議題有人支持，商業包裝也做得好，其實沒有不能談的「政治」問題。
推動改變的共同體 雖然偶爾還是會有人以「新銳導演」的頭銜稱呼阿飽，但她其實一路上也走了十多年（好吧似乎還是很菜），說新有點勉強，但「銳」倒是名副其實。然而她說，其實直到今天，自己都還不覺得屬於「電影圈」，反而更接受「戲劇圈」的說法。 阿飽說，拍片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有話想說，如果因為市場、政治總總考量，反而限制了自己說話的空間和權利，或許自己會思考不同的生活方式。 她表示，台灣在八、九零年代時，感覺各種可能性都存在，大家的思考可以互相串連，現在一圈一圈細緻化，多了包裝卻少了交流，很可能是內容萎縮的原因。「我們容不下路邊長出來的生猛的東西了嗎？」她問。
我有強烈的渴望想解決內心的疑惑，所以才拍電影。有一天我發現我不追求影像，而是真理…我想，做這些不是因為我覺得需要關心社會議題，好像那是一個選項。而是我想回去以前那個，人可以好好生活的時代，現什麼為何不行了？唯有認知到大家都是共同體，才能一起推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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