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洪仲丘案以來，此起彼落街頭公民運動，一位政治系教授說：「別再鬧了，難道我們要搞得像埃及那麼亂嗎？」這評論顛倒因果與是非，亟待釐清。
埃及長期病根在經濟制度，革命後則是執政黨無能解決經濟問題，還火上加油剛愎自用，社會動亂是果而非因。
埃及在沙達特總統十八年的統治期間勵行計畫經濟，使得政府部門支出變成埃及經濟的重要支柱與負擔，市場部門則受到極大管控與壓制。穆巴拉克當選總統後，以經濟自由化與市場開放為名，遮掩官商勾結事實，尤其一九九一年以後加速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與各種經濟自由化措施，使得私人企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在八年內從百分之六十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五，獲西方金融機構的一致好評。
但是嚴重的官商勾結下，經濟發展的果實落入少數財團與富人口袋，社會底層有一四二○萬人每天生活費不到一美元。為了降低生活費，只好靠政府長期補貼，以致於能源補貼總額超過GDP的百分之八，預算赤字高達GDP的百分之十，而政府債務則高達GDP的百分之七十四。此外，埃及糧食嚴重仰賴進口，二○○八年金融海嘯加上糧價危機，導致民生用品價格飆漲而工資不漲，民眾無以為生爆發革命。
埃及革命的初衷，是要結束國內經濟上不公平競爭，以及財富不合理分配。但是，革命後的穆希政府沒有能力解決國內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也不敢修正經濟自由化大方向，因此民生困苦如故。
此外，穆希政府靠著龐大穆斯林群眾支持而當選，政策上討好穆斯林而壓迫其他俗世團體的聲音；甚至為了貫徹政令而悍然將行政權凌駕一切，干預憲法法院裁決、議會選舉，還自己任命總檢察長。因為無力解決國內歧見，導致社會對立與秩序動亂，因而外資與遊客卻步，進一步惡化經濟局勢。
從埃及看台灣，可以看到台灣的公民運動非常地進步。洪仲丘案與大埔案都有非常明確的訴求，其抗法行為也都針對著特定的不合理法令，對其他法令與社會秩序，則表現出高度的服從。因此，這些公民運動不可能演變成美國六○年代學生運動，盲目地為反對而反對；更不可能像埃及那樣走向革命或對立，全盤顛覆既有社會秩序。我們真正該擔心的反而是政府作為。
馬政府上任以來，勵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卻沒有先解決廿年來妨礙經濟發展的真正關鍵：政府政策偏厚少數財團與特定產業，造成經濟競爭不公平，也妨礙「優勝劣敗」的產業自我調整機制；此外，通過徵地、縱容炒股與炒地皮，以及不合理稅負遂行劫貧濟富之實，以致經濟成長果實被少數人壟斷，底層社會群眾生活日益艱困。
偏偏，馬政府閣員幾乎都是書呆子：自從進了幼稚園後，從來不曾離開學校，直到進入內閣，從來都不知道社會長得什麼樣子。他們卻自以為是天縱英明而剛愎自用，一再堅持與主流民意為敵政策，以致於總統民調支持度僅百分之十一，而江宜樺也低於百分之十八。江宜樺更一再違背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且制衡原則，評論立法院權責內事務。這跟穆希一意孤行、擴權如出一轍。
認真想想，台灣民主的最大敵人恐怕是總統和內閣，而非街頭上有秩序的公民。
（作者為劍橋大學工程博士，清大榮譽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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